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可有可无，它发挥作用的领域通常是商业性金融所不能发挥作用或者是作用存在扭曲的领域。
村镇银行有个职能定位的问题，即把村镇银行办成什么样的银行问题。市场化机制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
城乡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农村金融服务仍然滞后，还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书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五 ）参加的小额信贷国际会议 赵俊臣曾先后参加以下国际性小额信贷会议或培训班，并作有关YUEP项目经验的发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杜晓山、刘文璞、张保民教授主持召开的"小额信贷"会议：1999年1月21日昆明。二是在边贸口岸特别是对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二是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
又载我主编《中国农村金融新体系构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一文中认为，金融在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主要发挥着以下重要功能与作用：一是聚敛功能，有利于迅速筹措巨额建设资金。在本书各章节的结尾，我都注明了刊发的媒体。其次，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一百块钱的人民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代际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职称符号。
非货币化的社会为了建立资源配置秩序，必然把人分成各种类别、层级，树立某种等级秩序，不允许个人有太多选择自由，否则，容易造成乱序。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暴力是获得领土、占有资源的一贯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只要你满足当地的环保法律，你可以种粮食、蔬菜，也可以办工厂、盖房子，当然也可以让它抛荒。
以货币规范的秩序有几项基本特征。最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个积极的货币化例子，让你理解为什么货币化给人类带来和平。
货币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行政级别和辈份年龄就越不值钱。其一，这种秩序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自由选择，是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不像基于暴力、基于行政权力或道德教条的配置关系中那样有一方或几方是被动强制的。货币化就是这样催生人类文明，不仅让社会更加机会平等，而且使秩序更多地基于规则、走出枪炮。飞机分头等舱、公务舱和经济舱，完全以价格确定，谁愿意多付钱，谁就得到头等舱。
在当时没有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判定宝能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姚振华和他公司的货币跟其他投资者的货币应当是完全平等的。管制政策越多，那么，去货币化的程度就越高，不平等就越严重。因此，货币化的社会更加平和，脸上表现出的怨恨也少。吃饭时，不按领导级别、官位大小或者辈份高低排位，也不根据官位或辈份决定谁先动筷子，没什么领导先吃。
也就是说，在儒家社会里，辈份高、年龄大的人多得，不管的贡献大还是小，都如此，这不仅不公平、不公正，而且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不会把更多资源配置到能人的手里。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配置资源。
（本文系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化 市场经济 。出身或血统低下的老百姓即使有钱了，其钱也是低等的。
相反地，基于强制力的非自愿配置必然以压制一方的权利为基础，会引发不满，有不满就容易有怨恨。可是，万科管理层不这样看，认为姚振华不配，后来保监会也跟着这么看，证监会就更是把不同机构投资者划分成妖精、狐狸精了。姚振华的人民币跟其他投资者和机构的人民币相比，不再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了。出门进门，谁先到就自然先过，不会按级别高低、辈份大小让来让去搞得谁也走不了。压制越强，怨恨越深，以暴力反制的倾向就越强。比如，之前谈到2015年底开始的宝万之争，在宝能大量收购万科股票后，万科高管表示：你们不配，万科不欢迎宝能，并且启动了漫长的股票停牌。
随即，宝能的实际控制人姚振华回应说，起点确实不高，但收购合理、合法。而这些中性从本质上给了持有货币的人以自由：有了这一百块钱，你去哪里都可以换取等价物
印象太深了，他进来之后就倒在那儿了，然后我爸妈赶紧抢救他，灌水什么的，他说饿了三天了，有什么吃的没有？我妈说有有有，刚蒸的包子，他一个人就把那锅包子全吃了。反过来，中央得有求于地方，就是分权了，而且他不认这个分权都不行。
现在的刘军宁跟20年前也不一样了。虽然我那时候很小，但我是见过一些事情。
比如解释各国的大革命，会发现都跟税收有关，特别是起因。问：我读你的著作，你引用曼瑟·奥尔森还挺多的，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答：奥尔森已经去世了，他差点拿诺贝尔奖。这时候地方弄出点动静，就可能彻底掩埋中央集权。中国原来是没有省级财政的，只有一级，就是中央财政，所有财政资源也是上解到中央，地方上留点人吃马喂。
2019年3月1日上午，在天津一家购物中心二楼的咖啡馆，我见到了背着双肩包的李炜光，疲倦、憔悴。因为集权集来集去，导致基层社会空虚，把资源都弄到中央，地方没有资源，但地方一旦有事，就没有能力去应对，一下就变成中央的事。
我走出来了，我的同伴、我这一代人——50后，绝大部分人走不出来。记不清楚是多大的锅，反正是一锅，反正我跟我妹是没捞着吃。
一直到文革结束，我都还没有像样的反思，但也在持续地思考——因为我生活在天津大学，还是能读一些书。最近读得比较多的，是《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
奥尔森称之为强化市场型体制。问：很多知识分子将1980年代描述为黄金时代，各种思潮的冲击启发他们思考，你当时在离北京这么近的天津，有感受到这种思潮的冲击吗？ 答：天津跟着全国走。所以，那时候农民起义虽然是在地方发生，但经常一打就打到北京，因为地方没有任何力量去应对事态的恶化。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才开始有所反思。
这种阅读的深度、广度，要超乎当时那一代人。文革刚结束时，我还是非常左的人——我虽然阅读比一般人丰富，但还是正统价值——崇拜毛，一直没觉得文革有什么不对。
在他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什么像样的政治学、经济学著作，读也是零零星星，特别不系统。尽管天津高等教育资源之丰富在中国北方城市中可能仅次于北京、西安，但天津并不是一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的地方，天津财大的李炜光无疑是这个城市的例外之一：本世纪初以来，他不仅跳出传统刻板的财税学理论窠臼。
而且，这个分权是他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答：我知道你问这个的意思。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